語言是文化傳播的媒介（vehicle）。它是文化價值表達（expressed）、傳播（transmitted）、強化（reinforced）、削弱（weakened）的方式之一。
語言的形成受制於文化傳統（cultural conventions），這些傳統影響着各種語言表達的含義。例如，我們的口音（accent）或者用詞（word choice），都可能暗示我們的身份。另外，語言可能通過影響文化成員的認知系統（cognitive system）來影響文化，但這種影響存在很大爭議。
在語言學中，有一個著名的Sapir-Whorf假說（hypothesis），有一強一弱兩個版本。強的版本是：語言使用者理解文化和認知現象的方式會影響他們看待周圍世界的方式。
這是一種「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如果我們沒有詞語去描述一個事物，那麼我們將無法思考或者有能力（capacity）去注意到它。例如，在一些原始部落的語言中沒有「雪」這個詞語。那麼，這些人的意識中也沒有「雪」這個概念。
說相同語言 思維亦各異
弱的版本則是「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語言影響我們的思維，但不是完全決定它；即使講同一種語言的人也不會繼承同一組固定的思維模式（patterns）。語言和含義是根據特定的使用環境（contexts of use）共同構建和發展（evolve）的。例如，人們可以通過使用不同特色的語言去構建自己的身份認同（identity）。
在結構主義（structuralist）/ 功能主義者（functionalist）看來，文化是一個靜態的、穩定的概念，通常由國家（nation）為單位進行劃分，其旨在確定文化和交流方式之間的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ship），以預測潛在的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問題。當今的跨文化培訓（cross-cultural training）（例如與美國人/日本人做生意）就是例子之一。
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理論擴展到了跨文化溝通的領域（intercultural contexts）。關注點成為如何維持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之間的關係，而研究的重點放在了當一個文化系統的「局外人」（outsider）以意想不到或不熟悉的方式行事時，文化成員如何反應。
根據對方語言程度調整
Giles提出的溝通適應理論（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認為，我們會根據與我們互動（interact）的人來調整我們的語言和行為。最典型的例子是，當母語者（native speakers）和非母語者（non-native speakers）進行交流時，他們會根據對方的語言程度，調整（adjust）自己說話的方式（例如避免使用過度複雜的詞彙）來適應（accommodate）對方。
竇妍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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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自2022年6月2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