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在赠港第一对大熊猫25年之后第三次赠送大熊猫予香港，加上第二对大熊猫诞下双胞胎，在香港引发熊猫热潮。笔者上周引述专家分析，大熊猫带来的经济收益有直接效应、波及效应和诱发效应三重。
熊猫经济学的源头，在于其珍稀特质，其体现分别为微观个人行为与宏观机构或政府行为两个层面。而其边际利益及抉择考虑，则既具有形、无形或有形融汇于无形的三种。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外送大熊猫历史来看，熊猫经济学首先始于政府行为，其边际利益和抉择考虑是无形的，或者可以说是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实利。
早于1957年作为中苏友好见证，我国向苏联送赠平平和安安这对大熊猫；中日建交期间，我们把兰兰、康康送给了日本；在中美关系破冰，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最后一天，周总理突然宣布向美国送赠一对大熊猫，给美国官民一个极大惊喜；其他获赠国家还有朝鲜、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墨西哥等。至今，大熊猫扮演中国外交使者的角色依然不变。
大熊猫使者进入2.0版、由送赠改为租借之后，熊猫经济学体现为专业与辩证关系。供应方的条件可谓相当“苛刻”：每年交50-100万美元租金、具备令野生大熊猫受益的研究计画并协助中方获项目资助、证明自身有伺养大熊猫的能力包括场馆和食物供应等，誔下的大熊猫到4岁时必须送返中国以免近亲繁殖，而旅居海外的大熊猫约满后也须回国。但接受方基于经济和研究得益考虑，还是趋之若鹜，而中国大熊猫的保育亦因得到资金和研究支持，物种已由“濒危”转为“易危”。
大熊猫能引发熊猫经济现象，而其他珍稀动物难望其项背，还在于其牵动的个人情感，特别是经过机构营造所形成的涟漪和滚雪球效应，多地动物园以新生大熊猫大做文章就是一例。在民众反应来说，这就属于微观熊猫经济学了。
作者为香港专业进修学校及港专学院校长，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逾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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